重温钱锺书《谈艺录》，目光久久停留在一段话上：“唐诗、宋诗，亦非仅朝代之别，乃体格性分之殊。天下有两种人，斯分两种诗。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，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。”
我爱写点杂文。便想，依钱翁此论，杂文也有“唐音杂文”与“宋调杂文”。鲁迅杂文那样令人热血沸腾，常读常新，除了他的深刻、尖锐、真挚、理性，还有一重要特点：它是诗化的杂文——“鲁迅风”其实属于一种弘扬唐诗文采的“唐音杂文”。而胡适的杂感，甚至梁启超的杂感，虽然亦令“少年中国”心潮澎湃，但细究其力量，主要是以“筋骨思理”见胜，属于“宋调杂感”。
近年常窥学术论著。一转念，又岂止杂文可分“唐音宋调”，难道学术文章就没有唐人宋人？庄子哲学，皆有“晓梦迷蝴蝶”之文学意境，算得“唐音哲学家”；孔子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，则多是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直陈理趣，分明“宋调学者”。
考之诗词、杂文、学术三界，最难为“唐音”者，当是学术。试看庄生一句“夏虫不可语冰”，一语说透多少繁琐之理。可此法虽好，后继却乏人。如果要在近几十年的中国学人中找几个“唐音学子”，恐怕很难坐满一桌酒席。黄仁宇先生当然是当代首屈一指的中国“唐音学人”，其《万历十五年》，简直是以白描诗韵论史。可惜，老人家已在新千年的1月8日怅然仙逝。“世间已无黄仁宇”，如今中国学界还有何人可能不让“唐音学者”断代呢？
老一辈已不在接班之列了，当然要从中青年中去找。询问诸多朋友，竟然众口一词：若评选当今中国中青年“唐音学人”，第一候选人惟推朱学勤，舍他其谁？
略一回忆，我便无力反驳，早些时读朱学勤《道德理想国的覆灭——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》时，一有悟见“伪现代化”思潮源头的理论新知惊喜，二有读《万历十五年》似的艺术欣赏快感。近读《朱学勤文集——书斋里的革命》，其既逻辑严密，体系博大，论理透澈，立论独到，又行文活泼，常溢诗意，诸多“野草”激情，让人常常分不清这到底是“文化大散文”还是学术专著。
不信，“风吹哪页读哪页”，随手翻几段“朱学勤语录”品一品——
“上代批判者多有革命气质，恩格斯还直接参加过巷战，到法兰克福一代，批判再激烈，也只是在书斋里撒豆成兵，关起门来指点江山，自我称雄。法兰克福人至今还在说他们是马克思的遥远后裔，但他们也该想一想，老祖宗是被法国警察驱逐出境的，而新后裔的胸前挂满了法国政府奖赏的学术勋章。这两者之间，有着多么令人难堪的差异？我的比喻可能粗俗：前者是配以工人运动的铁锤，猛击资本结构的头盖骨，而后者只不过是拿起知识分析的绣花针，戳戳资本结构的下腹部”。
“我曾将文化决定论比喻为清风逐流云，伸出手抓一把空气闻一闻，空气充溢于宇宙万物，故而什么都能解释，一松手，空气回归万物，什么都不能解释，如果说以前的经济决定论是在铁屑下玩弄磁铁的把戏，使之向那一方向作有序排列，那么文化决定论则是在磁铁搬走后，在铁屑上方玩弄吹气作图的游戏，将铁屑们吹向另一方向，作更为深刻其实是更为安全的排列。尽管磁铁粗笨，空气轻盈，因而后者更显风雅，但它们都是历史决定论的变种。思想有勇气回避现实，精神却难以面对自由，这两者的共同作用，再加上一点黑格尔式的深度调料，就导致历史决定论以川剧变脸的速度反复出现。”
“有多少种决定论，就有多少种历史的漏斗，供人们向下推卸自己在历史活动中的责任，此前各种宿命论就是这样，但在所有漏斗的下面，只有一张极权统治的笑脸，无论它是叫做‘教皇’，还是《一九八四》里被叫做‘老大哥’，只有它在下面嬉皮笑脸地承接。”
“可怜荒陇穷泉骨，曾有惊天动地文。历史无情，埋没多少先我而知者？天网有疏，间漏一二如我后知者，先知觉后知，是为启蒙；后知续先知，勉为继承。”
够了，不必再抄书了。朱学勤的学理言路，长满奇花异草，常有珍禽趣兽出没，这就使害怕文风晦涩、逻辑混乱之高头讲章的读者，居然可以在“误读”（将学术误作随笔）的愉快中“坐看红树不如远”，待到全书读完，才会自己惊疑：这到底是学术理论，还是散文随笔？说是随笔，它分明深刻地论述了“从激动的自由派到韧性的自由主义者”的自由主义变迁史，讲清了“文化批判”的新局限：“塞纳河左岸来的左翼批判，一阵接一阵，已有200年。先是经济批判，后是政治批判，现在又是文化批判，只有一样不变，那就是，它们都是失败的记录，一串失败的记录缀成一根历史的下降线。该条路线的坡度是向下，而不是向上，是撤退，而不是进攻，是无奈，而不是深刻。所谓文化批判，很可能是把一支溃军带到了文化领域，去进攻一个比先前的攻击目标更不可攻击的目标。”说是理论，可它字里行间，常有那么多形象思维彩虹和语言艺术舞蹈交相辉映。如此两难，马虎的读者最终干脆就不想了，管它是随笔还是学术，反正我既读得愉快，又拾获了一些思想鲜果，不论这种体裁叫什么，以后常读它便得了！即使并不唱和他的主张，又何妨纯粹看看“文体美”呢。
人不可能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念，但可以设法让更多人知道自己的思想。“言而无文，行之不远”，当黄土路和石子路变成落英缤纷的通幽曲径，信奉“词以境界为上“的“游人”自会多起来。
据说朱学勤有一种论断：当今中国学界最缺少“形而中”——把高深的学理艺术地通俗化，使之既非“形而上”，亦非“形而下”，让大众都能通过“形而中”“天天向上”。朱学勤在发出此番感慨时，似乎早已“身先士卒”，“从我做起”了。
长此以往，中国有希望再出现庄生那样的“唐音哲学家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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